代理孕母爭議 30 年未決　王郁揚:政府不能再讓家庭困在法律空窗

台灣討論代理孕母制度，已經超過 30 年。從 1990 年代中期衛生主管機關首度在《人工生殖法》草案中提到「有條件開放代孕」，到 2007 年正式立法時將代理孕母排除在外，再到今日行政院通過新版《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明確「代孕脫鉤」，這條路走過了30年，制度卻仍停在原地取得共識、繼續研議。

今（11）日行政院會通過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開放人工生殖適用對象擴及女女同性婚姻配偶及年滿 18 歲單身女性，但必須使用自身或配偶一方的卵子與子宮；涉及代理孕母的男同志伴侶與子宮病變女性，則仍被排除在外，引發支持代理孕母團體的不滿。

一名長期研究生殖政策的學者受訪時指出，台灣社會其實早就在事實上存在「代孕需求」：「有能力的人跑到美國、東歐代孕，沒能力的人只能被迫放棄當父母的可能。法律等於是在懲罰沒錢、沒資源的人。」她認為，與其放任海外代孕、地下仲介，讓孕母與嬰兒暴露在法外地帶，不如在國內建立嚴格監管的合法制度，反而更能保障人權。

支持團體強調，代理孕母不是「買賣小孩」，而是一種在清楚規範下、成年人自願合作完成的「協力生育」。生殖醫學界人士也指出，國際上已有多國採取「有償或限償的代理孕母制度」，搭配嚴格的身心評估、合約審查、醫療監督與產後支持服務，用實際經驗證明「可以在防止剝削與保障選擇之間找到平衡」。

過去反對者常以「婦女子宮商品化」、「兒少權益受損」為由反對代孕。對此，家權與同志團體反駁，真正使婦女與兒童暴露在風險中的，恰恰是現在這種「國內禁止、海外放任」的狀態，孕母缺乏母國法律保障、契約爭議很難處理，孩子回國後還可能面臨國籍、親子關係認定等漫長折磨。

一名因罹癌而切除子宮的女性分享自己的心情：「我有自己的卵子，也有穩定的伴侶，但在台灣，我連『合法拜託一位女人幫我懷胎』的機會都沒有。30 年來大家一直在談倫理，卻很少真正看見我們這些人的存在。」她說，看到這次修法只解決部分族群的需求，「當然替她們開心，但也很清楚自己又被留下了。」

男同志伴侶則指出，現行制度對同志家庭不公平。「女同志可以在台灣透過人工生殖懷孕，男同志卻只能被迫遠赴海外、花費數百萬，還要承擔高額風險。」有同志團體表示，如果政府真心重視兒童最佳利益，就應該設計穩定可預期的代孕制度，確保孩子一出生就有明確、完整的法律父母，而不是在灰色地帶長大。

世衛菸草減害專家王郁揚主張，代理孕母專法至少應包括幾個核心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