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害防制被政治綁架 Derek Yach:應由科學證據決策
Derek Yach 博士是前世界衛生組織（WHO）內閣董事兼非傳染性疾病和精神衛生執行董事，他在其中深深參與了《菸草控制框架公約》（FCTC）的製定。
德雷克·亞克（ Derek Yach ）博士是全球健康專家和反吸菸倡導者長達30多年，現任無煙世界基金會主席。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支持並領導戒菸研究和政策制定，並且自2005年以來一直呼籲更加重視減害(Harm Reduction)。
Derek Yach 博士是前世界衛生組織（WHO）內閣董事兼非傳染性疾病和精神衛生執行董事，他在其中深深參與了《菸草控制框架公約》（FCTC）的製定。
他還是Vitality集團的前衛生長，Vitality Institute的執行董事，百事可樂公司全球衛生和農業政策高級副總裁，洛克菲勒基金會全球衛生總監以及耶魯大學全球衛生教授。
他撰寫或合著了250多篇有關全球健康的同行評審文章，並曾在多個諮詢委員會任職，包括世界經濟論壇，Cornerstone Capital和Wellcome Trust。從2007年到2016年，他在克林頓全球倡議的計劃諮詢委員會任職。
Derek Yach 博士是南非人，擁有喬治敦大學的名譽科學博士學位，開普敦大學的醫學學位，斯泰倫博斯大學的流行病學理學士（榮譽）學位和南卡羅來納大學的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
雅克（Yach）在《亞洲時報》上談到了在全球範圍內終止吸菸所需的控菸策略。採訪摘錄如下：
Sachi Satapathy：您最近在Emerald Publishing出版的研究論文之一中，「加速結束吸煙：在FCTC第九屆締約方會議（COP9）召開前夕採取行動（Accelerating an end to smoking: a call to action on the eve of the FCTC’s COP9）」。全面實施《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建議後，與吸菸相關的年度死亡人數將從目前的700萬人上升到2030年代初的1000萬人。您能否解釋這個論點的依據？
德里克·亞奇（Derek Yach）：數十年的隊列研究表明，從開始吸菸到因吸菸引起的症狀發作之間存在一定的延遲。
這種延遲的範圍可以從幾年（例如在出現呼吸道症狀的情況下）到幾十年（例如，對於肺癌或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發展）。同樣，在個體戒菸的時間和與這些疾病相關的風險降低之間也存在延遲：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在幾年之內降低，而癌症的風險則在幾十年內下降。
在其他情況下，與從未吸菸者相比，即使戒菸後，吸菸者終生仍有過度風險。在人口水平上，存在相應的延遲。全球吸煙率下降將需要時間才能體現為死亡統計數據的大幅減少。
SS：自從成立以來，已經在全球衛生領域工作了數十年，包括在世界衛生組織擔任執行主任，並且是FCTC的主要支持者，根據您的看法，FCTC需要現代化的關鍵領域，包括需要緊急關注和嚴重忽視的領域與修訂方向？
DY：離開世衛組織十年後，我發表了關於《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發展的綜述，它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特別指出，改善《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解決自滿情緒，在發展中國家建設科學能力，更多地關注婦女和女童以及考慮菸草減害的作用。這些觀點仍然有效。
最近，我考慮了WHO和獨立研究人員的意見，仔細研究了FCTC的實施進展。經過分析，我確定了該條約需要改進的四個廣泛領域：
必須對《菸草控制框架公約》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利用減害方面的創新。
公共衛生界必須加快採取行動，制止吸菸。這就要求：改善戒菸戰略，更加重視婦女，以及循證稅收政策。
有關各方必須制定新舉措，以解決懸而未決的需求。這包括考慮依賴菸草種植的經濟的替代生計的計劃；解決關鍵舉措的資金缺口；並填補國家和全球研究空白。
《公約》的實施需要觀念上的轉變。實際上，整個菸草控制團體將從促進多部門參與，增加透明度和尊重對話的轉變中受益。
在Covid-19之後，更需要消除吸菸，這是世界上最可預防的死亡和疾病原因。但是，我擔心將大流行的準備和管理放在首位可能會干擾吸菸流行。
SS：全世界11億煙民中有80％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LMIC）。您對這些資源匱乏的國家有什麼重要建議，以幫助他們擺脫危機？
DY：菸草控制的歷史告訴我們，醫生可以在控制社區中的菸草使用中發揮重要作用。當醫生帶頭（通過與患者解決菸草使用，自己戒菸並倡導改變政策）時，就會採取持續行動。
實際上，醫師是美國和OECD國家取得進步的關鍵，在這些國家，吸菸率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穩定下降。在這些國家，醫生的吸菸率下降了，十年之內，普通人群的吸菸率下降了。在許多主要的中低收入國家，醫生吸菸率仍然很高。相應地，醫生的“聲音”和宣傳能力很弱。直到這種變化，進展將是緩慢的。
此外，我應該指出，當各國採用基於科學的政策時，吸菸率往往會下降。在這樣的國家中，流行病學，經濟和公眾認知研究完成了兩件事：（1）為決策者採取行動提供客觀依據； （2）建立一支由知識淵博的研究人員和決策者組成的干部，他們知道如何使用科學。
Navin Kumar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表明，中低收入國家的研究能力很弱。如果這些國家要以可持續的方式應對吸菸，則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SS：您認為，在將性別因素納入菸草控制主流方面未能取得良好進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從而導致負面的健康和經濟後果？您能否提出解決這一差距的措施？
DY：從歷史上看，全球控菸工作一直是性別盲目的-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考慮針對女性的需求或可能對降低吸菸率特別有用的策略。結果，全球男性吸菸率正在下降，但是女性吸菸率尚未達到峰值，而且在許多國家/地區還將增加。這一點最近在亞歷山德拉·所羅門（Alexandra Solomon）的論文中得到了強調。
儘管《公約》提到需要解決性別問題，但並未確定解決該問題的具體策略。所羅門（Solomon）指出，該問題部分歸因於菸草控制缺乏多樣性：婦女在研究，技術開發和公共衛生領導中的代表性不足。
這種忽視的後果是，在許多國家，關於全球肺癌或婦女的肺癌死亡率超過乳腺癌的死亡率這一事實在全球健康或婦女健康方面幾乎沒有論述。
向前邁進，婦女必須幫助指導戒菸和減少傷害計劃的發展和適應，這些計劃主要是通過將男子作為「默認選擇」而製定的。最後，性別分析和政策的起點始終是在所有報告中按性別對吸煙和結果數據進行分層和報告。
SS：您是無煙世界基金會的創始人。您希望通過基金會在未來五年內在全球範圍內的干預，看到一個變化的領域是什麼？
DY：最關鍵的變化-這是一個徹底的變化-將是朝著控菸領域循證決策的轉變。政策常常是由政治或意識形態因素而不是科學證據驅動。結果，提高戒菸效果的全球方法停滯不前，政策制定者在認真考慮其益處之前禁止了菸草減害產品。
確實，缺乏基於證據的指導已經產生了與FCTC目標背道而馳的臨時政策。例如，考慮一些政府允許銷售致命的可燃香菸，同時禁止更安全的電子煙這一事實。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希望公共衛生界採取基於證據的政策，並希望將研究結果傳播給臨床醫生，決策者和廣大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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