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揚支持「無煙城市」　直言「史上最嚴卻無法執行」的3大關鍵

針對台北市長蔣萬安推動「無菸城市」政策，世衛菸草減害專家王郁揚表示，自己支持城市走向 Smoke-free/Smokeless（無煙），但目前政策論述與實務設計，明顯混淆了 Smoke-free/Smokeless（無煙）與 Tobacco-free（無菸）兩種完全不同的公共衛生路線，這正是台灣菸害防制政策長期「史上最嚴、卻最難執行」的根本問題。

王郁揚指出，蔣萬安與傳統公共衛生、醫藥體系關係密切，上任後多次談及「無菸」議題，因此此時提出相關政見，在政治脈絡上並不令人意外；但問題在於，醫藥財團長期主導的政策版本，往往直接跳到 Tobacco-free（全面無菸）目標，卻忽略執行可行性與轉換過程。

「從《菸害防制法》修法後，電子菸與新興菸品全面地下化、黑市化的現況就可以看出來，政策寫得越嚴，不代表社會真的做得到。」王郁揚直言。

無煙（Smoke-free/Smokeless）與無菸（Tobacco-free），不是同一件事

王郁揚強調，Smoke-free/Smokeless 的核心，是保護吸煙與非吸煙者，不暴露在菸草煙霧(Tobacco Smoke)、二手煙、三手煙之中；Tobacco-free 則是試圖消滅所有尼古丁菸品與菸草使用行為，兩者在政策工具、執法強度與社會成本上完全不同。

王郁揚指出，瑞典、紐西蘭、日本、英國等被視為「無煙成功」的國家與城市，實際採取的是Smoke-free/Smokeless 優先、分流管理吸菸者的路線，而非單純禁止一切使用行為。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嘴巴說要無煙，實際上卻用的是無菸、零容忍、全面禁止的設計，最後只會把問題丟給第一線執法人員。」

無菸城市政策，將面臨三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挑戰

因此，王郁揚點出，若以目前的政策方向推動，台北無菸城市至少會遇到三個重大挑戰：

第一，吸煙室與吸煙區的經費誰來負擔？
日本、韓國多由企業或業者出資，台灣若由政府全面負責，勢必牽動《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與預算排擠，但北市府與衛福部國健署至今未說清楚。

第二，吸煙區設在哪、數量是否足夠？
「原則禁止、例外開放」在理念上合理，但若吸煙區過少，只會迫使吸煙者轉入巷弄、騎樓，反而增加二手煙與菸蒂污染甚至明火造成的火災公安問題，重演東京早期經驗。

第三，誰來執法？衛生局人力根本不夠。
目前戶外吸菸區由衛生局設、亂丟菸蒂由環保局罰，權責破碎、人力不足，台灣目前仍毫無解方。

政策現實：喊得爽，卻可能兩邊都得罪

在政治層面，王郁揚也不諱言，因為菸的議題太冷門，一般不抽菸的民眾幾乎不會因為無菸城市而投票支持任何候選人；但若政策執行出包時，抽菸族群卻會清楚表態反對，「台北市20歲以上男性吸菸人口約15萬到18萬人，這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數字。」他說。

王郁揚最後指出，他理解醫藥體系與財團推動 Tobacco-free 的大方向短期內難以撼動，而自己主張的菸草減害(Tobacco Harm Reduction, THR)與代用品方案，也必須由中央修法才能推進。「所以我現在能做的，是先把會出問題的地方點出來，至少不要再用錯誤的概念，複製一個注定失敗的政策。」

「支持無煙城市，不代表支持一個寫在紙上、卻無法落地執行的無菸城市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