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英國 SEU 的智慧：淡江大橋機車道設計，是一場「制度性的空間排除」

文/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秘書長 劉成謙

1990 年代末期，英國在柴契爾主義後的經濟調整中面臨嚴重的社會撕裂；被稱為「新右派」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席捲全球，其確實改變了當時英國面臨的困境，但也留下了許多社會問題。1997 年，布萊爾政府為了應對多重弱勢構成的貧富差距，於內閣辦公室成立了社會排除部（Social Exclusion Unit, SEU）。2003 年，SEU 發布關鍵報告《Making the Connections》，首度將交通視為基本公民權利。

SEU的重大發現，是當一個人的交通能力低下，機動力不足的時候，會引發失業，貧病交迫，社會孤立，時間貧窮，最終會導致階級固化而難以改善或跳脫不利的處境。

在這樣的觀點下，SEU的改善途徑是以「真實的人類可及性」為核心，不必然是大眾運輸，而是以人的實際交通能力作為判斷標準。這套政策強制要求交通規劃必須納入社政與勞動部門的共同審核，確保弱勢族群能跨越空間障礙。其中「騎車去上班（Wheels to Work）」計畫，更是承認了機車這類低成本交通工具，在打破失業陷阱與提升社會流動中的核心地位。

如今 SEU 已因內化進政府行政組織而完成階段性任務解散，但若以其觀點審視淡江大橋，目前的機車道設計本質上就是一場「制度性的空間排除」。設計面雖號稱「合法」，但合法僅是逼不得已的底線，並不代表良善。將機車限制在狹窄、受風面大的物理隔離空間，不僅忽視了騎士在側風風險下的物理安全，更在時間價值上製造了階級差距。即便公共管理的決策者試圖以「橋梁不長」或「可被大眾運輸取代」來合理化缺陷，實則無視了機車作為庶民對抗房價剝削與空間壓迫的重要機動力。這種強迫使用者在生命安全與移動效率間作困窘抉擇的設計，正是社會排除的典型特徵。

回顧另一案例，高屏大橋機車道的歷史，改建時同樣新建了物理隔離車道，卻逼迫騎士必須下橋多等一個紅綠燈，增加了原本不必要的時間成本。即便當時有政界人士承諾爭取跨越橋以優化動線，最終仍不了了之，至今未改。這顯示出陳舊的工程典範與思維會不斷重複、疊加。當每一座新橋都以「安全」之名行「排擠」之實，這種微小的歧視將匯聚成龐大的社會不公，永久性地削減依賴機車者的社會流動機會，讓交通建設淪為拉大階級鴻溝的推手。

真正的人本交通，不應是透過家長主義式的指令來箝制運具使用，進而剝奪選擇權。 我們應效法英國社會集體淬鍊出的智慧，將「公平的可達性」視為政府法定的社會責任，尊重不同階級的移動需求，並提供具備尊嚴與安全的通行空間。唯有確保機動性不因運具種類而遭受歧視，交通建設才能真正連結，而非割裂社會。